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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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王泗友

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以下简称三项案件），是公安司法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一种职务性违法犯罪行为。"三项案件"的存在，不仅严重败坏公安机关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加强队伍建设业已取得的成果，诋毁了广大公安民警用鲜血乃至生命赢得的荣誉，而且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影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机关深刻认识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和加强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对民警真正关心爱护出发，把"三项案件"的治理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施，巩固"三项教育"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特 点

在通常情况下，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来讲，"三项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心存侥幸，既惧怕法律的惩处又想逃避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狡辩、抵赖的现象，甚至会口出恶语、伤及审讯人员，以此来抗拒审讯，这种现象是犯罪嫌疑人惯用的一道心理防线，而对办案人员则是审讯中的一个心理障碍，是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重要诱因。
（二）主体的确定性。大凡产生"三项案件"，无不涉及身份特定、职务特定、事由确定的人员，这种人员就是具有公安司法人员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是在司警过程中的一种职务违法行为。
（三）产生的突发性。在众多"三项案件"的产生过程中，大都没有预谋过程，没有准备阶段，往往都是由工作人员心情急躁、心胸狭窄，缺乏沉着、冷静应战的心理素质，没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常识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三项案件"的产生一般都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四）目的的"正当性"。在"三项案件"中，特别是刑讯逼供和滥用强制措施尽管是违法的，但在个别民警看来，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为了更好是打击违法犯罪，认为对犯罪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犯罪分子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供，对犯罪分子不能心慈手软等。
（五）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能听到民警反映："某某案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就是拒不认罪，不给点颜色就是不认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审了几天几夜，就是只字不吐，稍加拳脚，便供认不讳。"普遍错误认为审讯犯罪嫌疑人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政策攻心不能奏效，施以拳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原 因

客观地讲，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要公正、科学地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既有公安机关制度管理、人员管理方面的弊端，又有执法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队伍的整体素质差，民警的执法水平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需要。从队伍的现状看，一是政治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少民警缺乏大局意识，自私自利，沽名钓誉，争功邀赏心切，责任心不强。二是业务素质明显偏低，不少民警不学无术，整天沉浸在无聊的时空中，得过且过，敷衍度日，忙于应酬交往，对跳舞打牌蹲发廊感兴趣，对公安工作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不闻不问。造成办案程序不规范、不合法、违法行政，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荣辱心、自尊心作崇。在实践中，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发生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造成"三项案件"顽症的重要因素。许多基层民警缘于荣辱心理、自尊心理，看到其他单位、其他同志案件破了，自己负责的案件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或者是在办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甚至故意挑衅激怒民警，如果办案民警稍有冲动，最易动手动脚。
（三）执法环境的影响。一是取证难度太大，在实践中发现，有的群众认为公安机关是服务部门，专政职能是在服务的前提下实施。甚至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凭直觉、凭意气行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愿意为公安机关作证，不支持公安工作；二是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有前科的人员，专门进行研究法律和反侦查、反审讯的伎俩，钻法律的空子，拣审讯人员的弱点，反戈一击，侥幸逃罪，侦查人员一旦忍耐不住，极易造成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三是法定羁押期限太短，客观上制约了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时间，增加了办案期限上的压力。《人民警察法》规定，盘问留置的时间必须在24小时以内，最长不超过48小时，在实际的工作中，犯罪嫌疑人完全能在48小时以内不开口，故意拖延时间。而侦查人员又必须在48小时内把问题搞清楚，如果在48小时以内搞不清楚，特别是一些疑难案件，民警久攻不下，容易感情用事，急于求成，容易超出法定办案原则违法乱纪。
（四）查禁的力度不够。首先是思想重视程度和采取措施力度不够。一些业务单位片面强调业务，对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的行为不加重视，缺乏"真抓、早抓、主动抓"的认识和行动，不想动真格；其次是缺乏有效的诫勉性制度。公安机关原有的一些制约性措施，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导致审讯人员职责分工不清；第三是督察的力度不够，往往流于开会强调、发文要求，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
（五）有的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规章制度不落实。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还是治警不严、管理不严。如果我们每个警种、每个部门、每个基层科所队都能做到严格管理，真正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绝大多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发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但偶然性中有必然性，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都与治警不严、管理不严、纪律松驰有直接联系。

三、对 策

公安部治理"三项案件"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规范、执法监督和违法惩处的规定制度，初步形成防范、监督和惩处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制度体系，在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上迈出一大步；要通过治理整顿，使三类案件明显减少，力争不再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件，把滥用枪支致人死亡案件遏制到最低限度，有效遏制办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中滥用强制措施问题，对发生的三类案件，给予严肃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着手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部门责任，齐心协力抓好治理工作。"三项治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干部务必从讲政治的高度，从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全局的高度，认识"三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工作锲而不舍。要充分认识到"三项治理"工作的长期性和紧迫性，克服满足现状和急功近利情绪，树立长期作战思想、重视预防工作，严要严在平时，在日常工作中对民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制度，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县局与基层科所队，建立责任制，层层签定责任书，明确责任，严格进行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责任制的落实。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在求实效上下功夫。"三类案件"的治理，重点应摆在派出所、刑警队、看守所等基层执法单位。要从基层执法办案抓起。要在加大对刑讯逼供问题治理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治理力度。要着重解决在办案中动手动脚，枪支管理混乱，违反规定采取拘传留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保外就医措施、超时留置和超期关押等问题，对滥用枪支问题的治理，重点抓好使用和管理的两个环节。把"三项治理"工作同创建人民满意活动结合起来，对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严重、被群众不满意的基层执法单位的主要领导就地免职。
（三）把"三项治理"同公安改革措施有机结合，加大治本力度。
一是同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大多发生在基层派出所和科所队。因此，在加强派出所工作的同时，要着力提高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战斗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特别是要管好配强基层领导班子，健全基层党组织，强化经常性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要同公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对那些有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民警，不能聘任、聘用到执法、办案岗位；对那些"三项治理"抓得不好，队伍中问题比较严重、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基层单位领导，要坚决予以调整。还要同民警低分培训、末位调整、辞退制度结合起来，把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纳入记分考核范围，严格进行考核。
三是严格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对联防队、治安队等进行清理整顿，坚决防止非执法人员参与执法办案活动。
（四）建立长效防范机制，将"三项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公安纪检、督察部门不仅要在当前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开展集中治理，而且要从源头上、制度上下大力气，建立长效机制，把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和执法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同步发展、良性互动。
一是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防范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制度，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执法办案、枪支管理使用和严格强制措施应用的各个环节上完善执法程序和监督制度，从制度上堵塞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漏洞。建立健全执法查询和对犯罪嫌疑人跟踪访查的制度，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对收押人员体表检查制度和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制度，受理、立案、传唤、留置、采取强制措施等办案活动的审批、登记和检查等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化、经常化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和警务督察部门应经常深入到执法办案单位中去，形成对执法办案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有权威、有力度的监督检查机制。
三是努力形成畅通的外部渠道。要结合警务公开工作，把办案纪律、办案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手续、期限等规定全部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同检察机关、县纪委监察部门的交流沟通和协作配合，主动接受监督。
四是同实施科技强警战略结合起来，大力推广一些先进地区对刑事、治安案件受理、立案、销案、结案、采取强制措施用计算机连网管理的办法，有条件的还可以对审讯犯罪嫌疑人进行录音录像的监控，加大科技含量，尽可能提高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效能。


梁丽案刑法与道德问题的思考

龙城飞将


　　长沙黄强律师给我留言，告诉我他写了关于梁丽案件的研究《梁丽案刑法思考》。读了之后，觉得他观点正确，言简意赅，值得研究或关心梁丽案件的人们思考。兹将我对他的一些观点的看法写下来：

一、 黄强律师的观点优于许多法学专家

　　黄律师分析梁丽案件的文字不长，却道出了案件的实质,这是那些口若悬河的专家们所不能比的。口若悬河的专家们使人们更加迷茫，因为N个专家N个观点，至少有N-1个观点是错误的，也许N-0个观点都是错误的。而言简意赅黄律师却是句句在理，令人信服。建议关注梁丽案件的人们读一下黄强律师的文章。

二、 梁丽案件不是复杂案件

　　我一直主张，在刑侦阶段有疑难案件，由于线索不足、刑侦的技术水平以及刑侦人员的经验与能力等因素，在刑侦阶段必然会有一些案件成为人们的疑难案件。有的疑难案件随着以后的形势发展出现了新的线索，案件得以侦破。比如当年几乎掉了脑袋的云南杜培武、湖北佘林祥以及掉了脑袋的聂树斌等案。有的案件经专家亲自参与就把别人侦破不了的疑难案件侦破,比如著名刑侦专家李昌钰侦破了许多别人的疑难案件。有的已经侦破的案件经著名专家重新鉴定侦察又成了疑难案件，同样是李昌钰把有重要杀妻嫌疑的辛普森拉出了面临刑事指控的泥潭。
　　但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就不应当再有疑难案件，因为我国的刑法早就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简单来说，我国的法律规定已经很现代化、西方化了，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存疑有利于被告等现代西方的法制原则已经明确地进入到了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文字里。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理阶段，检察官和法官根据侦查机关提供证据确认事实，再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起诉与定罪量刑。
　　黄强律师说：“一个案情比较简单的案件，司法实践竟然要花数月之久才能决定是否起诉”，他道出了梁丽案的实质，事实上，这也是许霆、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等案中的司法实践：这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证据不足或法无明文规定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停止起诉或停止审理，或做出不起诉决定，或做出存疑而无罪的判决。实质的情况是，在这些案件中司法实践都是过度的作为，过度地进行司法活动，把司法活动大大地越界到本不该做地方，本来该做的事又不去做。司法实践如此违背法律，就是违背了法意，同时也是违背了民意。在梁丽和许霆案中，是民意，实质上就是法意，把司法拉回到法治的轨道上的，至少是使它靠近法治的轨道。

三、 某些法学专家其实不懂法

　　黄强律师惊叹：“同样的刑法……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关法学专家等公开评论，长篇大论，竟然看法……有如此大的差异”。
　　如果这些专家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评论，梁丽案件就不存在什么争议。梁丽在机场的行为是小葱伴豆腐，一清二白。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应当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活动。事实清楚后公安应当决定不送交检察院，检察院在接到公安移交的资料后应当立即决定不起诉。为什么梁丽短短几十秒的行为，以后几个小时的行为却被司法机关羁押了九个半这么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机关此时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
　　法学专家说梁丽有罪，并且从各种犯罪的理论那里来论证。民众说梁丽没有犯罪，他们是直观的理解。
　　没有法学学历与职称的民众的直观理解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说法律的规定实质上是反映了民意。
　　而挂满各种花环的法学专家们却用理论来诠释法律，没有法律依据却用法理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因为法律的事情要用法律的规定来解决。在他们的口里，法律和法理分不清，主张用法理来给梁丽和许霆这类行为定罪；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和外国的法律分不清，主张外国类似情况有法律规定定罪，在中国虽然法无明文规定也要依照外国的法律定罪；他们盗窃罪与侵占罪分不清，比如何兵教授声称“梁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应无异议。若依严格之法理，尚涉嫌构成盗窃罪”；他们“窃取”和“捡”分不清、侵占罪与职务侵占罪分不清、侵占罪与不当得利分不清。
　　专家的影响很大，这就使得具体的司法人员不敢直接遵从法律的规定，而是看专家们怎么说。所以，我们要警惕这种专家的口水大过法律，口治代替法治。

四、 专家们说梁丽犯盗窃罪站不住脚

　　梁丽的如下情节证明她不是秘密窃取：
　　机场有录像监控，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在监控视频监视下。
　　梁丽捡后将该纸箱放在残疾人洗手间但并没有马上打开查看。
　　梁丽将自己拾到物品的事情告诉其他同事。
　　梁丽委托同事把捡来的东西拿到珠宝商店去鉴定真伪。
　　梁丽知道失主在找该纸箱后，与同事说过明天归还。
　　梁丽将该纸箱拿回家，但没有立刻转移给“同伙”去销赃，虽然她有贪便宜的思想，
　　梁丽存在想占有捡来别人遗忘或遗失物品的侥幸心理，但她的主观思想并非有预谋的盗窃。
　　一些专家主张梁丽犯了盗窃罪，但是专家们对梁丽的所作所为所持观点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引起人们对国内专家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怀疑。

五、 专家们说梁丽又构成侵占罪的观点不能成立

　　我有多篇文章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希望专家们读一下我的文章：《如何界定盗窃罪与侵占罪？——从许霆案与梁丽案说起》[1]、《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与何兵副院长一些观点进行商榷》[2]。

六、 有的专家把梁丽的行为归到了职务侵占罪

　　刑法271条规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不知持梁丽犯职务侵占罪的专家们如何解读这个法条。

七、 不能简单地评价梁丽的道德水平

　　如果将人们的道德水平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梁丽属于哪个层次呢？人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对梁丽的行为要在道德上作否定的评价，自然，她很容易被划入道德的低层次。我也曾经持这样的观点。
　　但是，一个网友的留言提示我对梁丽的道德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梁丽的道德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我的一篇文章《处理梁丽事件的思路》[3]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我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得出结论，希望方家能够批评指正，希望大家能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