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在外地就医的离婚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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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在外地就医的离婚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在外地就医的离婚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批复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84）法民字第5号关于张孝琴诉张文选离婚案件的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贵州省都匀县张文选因患精神病来你省沈阳市治疗，其妻张孝琴向都匀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该院以被告之父不同意当代理人和被告在沈阳治病已逾一年为由，将案件移送你省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你院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婚姻关系的发生、存续、感情变化情况及工作、户籍都在都匀县，被告系临时来沈治病，不属民诉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居所地范围，案件应由都匀县人民法院管辖。经研究，基本同意你院意见。
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意义上的居所地，一般是指当事人最后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地方。被告在外地就医满一年以上的地方虽也可视为居所地，但案件是否归就医地法院管辖，则要根据诉讼之类型来决定。如你院来文中所说的离婚案件，双方当事人结婚、婚后生活、工作、户籍都在一
地，被告去外地住院治病期间，原告提出离婚诉讼，无论从那方面看，案件由被告就医地人民法院管辖，对审理和执行都是不便的，因此，我们同意你院提出的本案由被告户籍所在地（也是原告户籍所在地）的都匀县人民法院管辖的意见。
198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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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关系与我国行政立法的变迁
李伟迪
摘要：血缘关系是中国行政立法的重要依据，比较中国古今的血缘行政立法，现行法在消除血缘行政特权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血缘任职回避、血缘受贿立法等方面，应充分汲取古代法之精华。
关键词：血缘 行政立法 任职 回避 受贿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古代与现行的血缘行政立法，既能窥见古代法的辉煌，也能觉察到现行法的不足。
一、 血缘与选官制度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孝悌为官。一个人对血缘亲属尊老爱幼，堪为楷模者，可以被选为官员。汉宣帝时“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1]“唐以孝著，为郎中令。” [2]官员不举孝是重罪，被选举者不就职也是重罪。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3]西汉举孝廉约32000人，东汉约42000人。[4]孝悌为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2、父祖为官，子孙亦可为官。行政官员血缘亲属有任职特权，在任官员的子孙依据血缘关系和父祖的品位，有免试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唐代规定，皇亲国戚及五品以上官之子孙，可以凭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的资格，五品可荫孙，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5]李德裕与父祖三代荫叙为官即是证明。[6]
3、血缘与行政处罚有直接关系。有些行政处罚因血缘而起，有些因血缘而轻重，有些因血缘而免除。例如，所任官名与父祖名同字或谐音，则应辞职；如果老亲有疾病在身，又无人照顾，也必须辞职；在为父或母守丧期间也不能任公职。“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在父母丧，生子及娶妻；兄弟别籍异财，冒哀求仕；……免居所官。”[7]“诸庙享，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论。”[8]官员不得随意役使部属，如果与部属有亲属关系，则不受限制，“若有吉凶，借使报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 [9]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10]
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行政法彻底抛弃了这一封建特权立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现实中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法律的这种时代精神，“裙带”意识严重，是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根源。
二、 血缘与行政任职回避
血缘任职回避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明洪武元年规定：在两京，其父兄伯叔担任行政主管者，其弟男子侄不得担任监察之官；内外主管衙门及所属衙门中有系父子、兄弟、叔侄关系者，要回避；回避的原则是依官阶以低就贵，[11]清代把任职回避的范围扩大到了祖孙关系、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京师中央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语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令官阶低者回避。乾隆五十八年规定，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女婿、亲姐妹之子，都不得在同一衙门内为上下隶属之职。” "如有捏称宗族姻亲，择缺美恶者革职（私罪）。该上司自认姻族扶同捏报者，亦革职（私罪）。在外失于详查之出结官，降一级调用，在京查之出结官，降一级留用（俱公罪）。凡假借回避，有意择缺者，均照此例议处。"[12]
我国还未制定系统的任职回避行政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人事部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
"第二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亲属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一）夫妻关系；（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凡有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物等工作。"
"第四条 （二）一般由职务较低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任免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公务员的实际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办理任职手续前，应当如实向主管部门报告应回避的亲属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调整工作。应回避的国家公务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调整。"
"国家公务员从事公务活动时，应主动报告应回避的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其中因未回避给公务造成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应给予相应的处分。”[13]
新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在讨论干部任免时，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此规定有利于抑制选拔环节中的“裙带”腐败。
比较古代与现行血缘任职回避立法，其基本一致的是：第一，现行行政法继承了古代法中任职回避的范围，三代以内的血亲都属回避的对象。第二，回避的办法是以低职回避高职。第三，对不遵守回避规定的行为，都给予处罚。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现行法规定了公务回避的要求，古代法则没有。第二，古代法对违背回避规定的处罚比现行法严厉，分革职查办和降级二种。现行法的制裁太轻，最重处分也只是开除，但现实中从未有一例因违背回避规定而被开除公职的案例，违规成本太低。而违规利益的丰厚，使敢于以身试法而高枕无忧者日多，这与今天的腐败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古代法中回避的职业范围包括一切公务，而现行法只涉及行政机关，排除了党务部门和司法机关，而前者是领导决策机关，后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社会的中枢，而血缘任职却无法律禁止。第四，古代法的法律渊源是较完备的行政法，现行法的法律渊源是国务院和部门的暂行条例，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利于对人事腐败的打击。
三、 行政官员血缘亲属受贿的立法
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湖南的血亲曲线受贿案直线上升，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马某某受贿案就是典型。
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马某某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女儿、女婿，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某某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等人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某某与妹妹和女儿等人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14]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某某辩称，自己不知道妹妹和女儿等人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是个直接问题：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某某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某某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妹妹和女儿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是个间接问题：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某某的辩护成功，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举一个审结无罪的案例：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和稳定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法律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法律，我国古代立法更行之有效，以唐律为例：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15]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唐明律基本一致，试举一个明代的案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宥刘观死罪，谪其子辐辽东充军，令观随辐闲住。观为都御史，贪赃狼籍，……其子辐尤无状，与皑等相为表里，各道御史悉听指使。浙江奸民伍辰、顾宗淳等皆犯死罪，辐受其白金数百两，皑与观皆播弄得免死。辐之所得，盖与观等。辐贪淫狼愎，靡所不至。上初有闻，犹以旧臣曲容观，及史劾奏其父子，备得实状，然后发之。”[16]
本案审理有它的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不能治家，怎能治国？不能正己，怎能正人？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血缘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中要反映这种特殊性：首先，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应把一切国家作人员视为公务员，制订一个规范全体公务员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次，要坚决抑制人事任命和公务活动中的血缘因素的腐败，有针对性地制订预防血缘因素腐败的操作性条款；其三，在刑事法律中，应增加针对血缘因素行政腐败行为的制裁条款，对公务活动中的裙带行为和亲属共同受贿行为进行刑事制裁，提高血缘因素行政腐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9页。
[2]《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218页。
[3]《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3页。
[4]黄留格著，《秦汉仕进制度》[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6页。
[5]《旧唐书.职官一》[M]卷42，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1804页。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9号
《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已由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2年8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8月20日
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活动。
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防疫，包括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组织制定重大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和应急预案，做好动物防疫物资储备，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控制和扑灭疫情。
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纳入部门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根据动物防疫监督工作需要，在乡 镇 和屠宰场 点 、肉类加工企业派出防疫监督人员。
乡 镇 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
第五条 卫生、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第二章 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
第六条 动物饲养场、定点屠宰场 点 、动物交易市场和动物产品加工厂等单位，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疫条件。
动物饲养场应当做好动物疫病的计划免疫工作，配置消毒、隔离设施设备，采用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饲养制度和饲养方式。
推进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加强和完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逐步推广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方式，提高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水平。
第七条 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所需生物制品由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织，按照动物防疫计划逐级供应，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对外提供。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动物疫病预防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强制免疫的病种名录按国家和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实施强制免疫后的猪、牛、羊、犬等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动物免疫标识制度。
第九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健全动物疫情监测体系，并按照国家规定负责统一上报本辖区的动物疫情。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应当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饲养、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的，应当监护好现场，不得转移、出售和屠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采集病料，调查疫源，实施诊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疫情处理以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实验机构出具的实验诊断报告为依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或者二类、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性流行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并通知卫生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发布封锁令，并通报毗邻地区，同时组织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扑灭疫病。公安部门应当协助做好疫区封锁和强制扑杀工作，做好疫区安全保卫和治安管理。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对人畜共患疫病病人的诊疗、防疫和控制工作。
第十二条 对封锁的疫点、疫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 对染疫、病死动物及易感染的同群动物，进行扑杀、销毁或者作无害化处理；
二 禁止易感染的动物、动物产品运出疫区以及易感染的动物进入疫区；
三 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疫病普查、监测，并按照规定实施紧急免疫注射；
四 疫点出入口和出入疫区的交通要道应当设置明显标志，配备消毒设施。对出入疫点、疫区的人员、运载工具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
五 疫点、疫区内的动物运载工具、用具、圈舍、场地以及动物粪便、垫料、受污染的物品，应当作消毒等无害化处理；
六 停止与疫情有关的动物屠宰和动物、动物产品的交易。
封锁疫点、疫区所采取的措施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第十三条 受威胁区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采取免疫接种、消毒等紧急预防措施。
第十四条 疫点、疫区内染疫的动物被扑杀或者死亡后，经过对该疫病的一个潜伏期的监测，未再出现染疫动物的，经有权的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确认合格后，由原决定封锁的人民政府解除封锁，并通报毗邻地区，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五条 禁止出售、收购、加工染疫、病死和死因不明的动物。
第十六条 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装载工具等，在装前和卸后应当进行清扫、洗刷、消毒。
禁止在运输途中抛弃染疫、病死动物、染疫动物产品、粪便、垫料和污物等。
第十七条 为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应当配备检查、消毒等设施、设备，对无消毒证明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车辆实施消毒、出证处理；对进入或者途经我省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车辆，由首次检查的检查站对其消毒签章，其他检查站验章放行。检查站所需经费由市、县财政安排，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当协助做好动物运输的防疫监督检查工作。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持证上岗，查证验物，不得收取费用；发现有违反动物防疫管理规定行为的，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实施强制免疫后的动物因发生疫情被扑杀的损失及处理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补贴。因饲养单位和个人拒绝实施强制免疫而发生疫情的，动物被扑杀的损失及处理费用，由饲养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三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十九条 动物凭检疫证明配种、出售、屠宰、运输、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动物产品凭检疫证明、验讫标志出售、加工和运输。对依法应当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申报后，对申报检疫动物的，应当在十二小时内派员到现场实施检疫；对申报检疫动物产品的，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检疫。
对依法应当具有免疫标识而没有免疫标识的动物，不得离开饲养地，并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免疫，所需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二十条 对生猪等动物应当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动物屠宰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
定点屠宰场 点 应当按照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管理的原则规划设置。
非定点屠宰的生猪产品和未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进入市场交易；从事肉品销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不得采购、使用非定点屠宰的生猪产品。
第二十一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自养自宰自用的生猪等动物，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检疫；未经检疫的，不得自宰自用。
农民个人自宰自用的生猪等动物，屠宰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请检疫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及时派员到现场检疫。
第二十二条 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动物产品同时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
在流通、屠宰、加工环节，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其损失及处理费用由畜 货 主承担。在饲养环节，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扑杀补贴按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经检疫合格分割包装运输或者上市销售的动物产品，可以在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在其包装袋、箱外封口处加封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制的检疫合格验讫标志。
第二十四条 从省外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应当先到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申报登记手续，并经输出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引进的种用动物应当在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隔离观察饲养，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奶牛等商品乳用动物进行结核、布鲁氏菌等疫病检疫和处理。
禁止出售或者收购未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动物的生乳。
第四章 动物防疫监督
第二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履行下列职责：
一 对动物饲养、经营场所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二 对动物、动物产品采样、留验、抽检；
三 对染疫、疑似染疫的动物和染疫的动物产品进行隔离、封存和处理；
四 对与动物防疫活动有关的证明、合同、发票、账册等资料进行查阅、复制、拍摄、登记保存；
五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不得阻挠、拒绝。
第二十七条 从事动物疾病诊断、治疗和动物阉割等动物诊疗活动的，必须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申领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与动物诊疗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动物诊疗助理工作两年以上，或者有兽医师以上职称，或者长期从事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并取得动物疫病防治员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
二 有固定的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诊疗室和兽药房；
三 有保定、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诊疗设施。
申领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向县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由设区的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核发，并报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动物诊疗许可证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动物诊疗许可证每三年审核一次。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动物诊疗活动。
第二十八条 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的格式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出借、借用、涂改、伪造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不得使用伪造的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宾馆、饭店除外 的动物防疫条件不符合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宾馆、饭店的违法行为，由卫生部门依照食品卫生法查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擅自销售、对外提供实施强制免疫所需生物制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生物制品，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出售、收购、加工染疫、病死和死因不明动物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已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处以违法货值 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并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对拒绝补检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具有检疫证明但证物不符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应当具有免疫标识而没有免疫标识的动物，进入流通、屠宰等环节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补检，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饲养场 户 拒绝接受对奶牛等商品乳用动物进行结核、布鲁氏菌等疫病检疫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诊疗物品，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转让、出借、借用、涂改、伪造免疫标识或者使用伪造的免疫标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免疫标识，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出借、借用检疫证、章、标志的，收缴检疫证、章、标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章、标志的，按照《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记过或者撤销相应资格的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未按照规定实施计划免疫和消毒的；
二 采购、供应、出售、使用过期或者伪劣疫苗的；
三 隐瞒或者延误疫情报告的；
四 对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不出具检疫证明、不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的；
五 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的；
六 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疫的；
七 非法使用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的；
八 具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李伟迪
摘要：血缘关系是中国行政立法的重要依据，比较中国古今的血缘行政立法，现行法在消除血缘行政特权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血缘任职回避、血缘受贿立法等方面，应充分汲取古代法之精华。
关键词：血缘 行政立法 任职 回避 受贿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古代与现行的血缘行政立法，既能窥见古代法的辉煌，也能觉察到现行法的不足。
一、 血缘与选官制度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孝悌为官。一个人对血缘亲属尊老爱幼，堪为楷模者，可以被选为官员。汉宣帝时“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1]“唐以孝著，为郎中令。” [2]官员不举孝是重罪，被选举者不就职也是重罪。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3]西汉举孝廉约32000人，东汉约42000人。[4]孝悌为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2、父祖为官，子孙亦可为官。行政官员血缘亲属有任职特权，在任官员的子孙依据血缘关系和父祖的品位，有免试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唐代规定，皇亲国戚及五品以上官之子孙，可以凭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的资格，五品可荫孙，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5]李德裕与父祖三代荫叙为官即是证明。[6]
3、血缘与行政处罚有直接关系。有些行政处罚因血缘而起，有些因血缘而轻重，有些因血缘而免除。例如，所任官名与父祖名同字或谐音，则应辞职；如果老亲有疾病在身，又无人照顾，也必须辞职；在为父或母守丧期间也不能任公职。“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在父母丧，生子及娶妻；兄弟别籍异财，冒哀求仕；……免居所官。”[7]“诸庙享，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论。”[8]官员不得随意役使部属，如果与部属有亲属关系，则不受限制，“若有吉凶，借使报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 [9]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10]
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行政法彻底抛弃了这一封建特权立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现实中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法律的这种时代精神，“裙带”意识严重，是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根源。
二、 血缘与行政任职回避
血缘任职回避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明洪武元年规定：在两京，其父兄伯叔担任行政主管者，其弟男子侄不得担任监察之官；内外主管衙门及所属衙门中有系父子、兄弟、叔侄关系者，要回避；回避的原则是依官阶以低就贵，[11]清代把任职回避的范围扩大到了祖孙关系、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京师中央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语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令官阶低者回避。乾隆五十八年规定，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女婿、亲姐妹之子，都不得在同一衙门内为上下隶属之职。” "如有捏称宗族姻亲，择缺美恶者革职（私罪）。该上司自认姻族扶同捏报者，亦革职（私罪）。在外失于详查之出结官，降一级调用，在京查之出结官，降一级留用（俱公罪）。凡假借回避，有意择缺者，均照此例议处。"[12]
我国还未制定系统的任职回避行政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人事部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
"第二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亲属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一）夫妻关系；（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凡有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物等工作。"
"第四条 （二）一般由职务较低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任免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公务员的实际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办理任职手续前，应当如实向主管部门报告应回避的亲属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调整工作。应回避的国家公务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调整。"
"国家公务员从事公务活动时，应主动报告应回避的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其中因未回避给公务造成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应给予相应的处分。”[13]
新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在讨论干部任免时，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此规定有利于抑制选拔环节中的“裙带”腐败。
比较古代与现行血缘任职回避立法，其基本一致的是：第一，现行行政法继承了古代法中任职回避的范围，三代以内的血亲都属回避的对象。第二，回避的办法是以低职回避高职。第三，对不遵守回避规定的行为，都给予处罚。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现行法规定了公务回避的要求，古代法则没有。第二，古代法对违背回避规定的处罚比现行法严厉，分革职查办和降级二种。现行法的制裁太轻，最重处分也只是开除，但现实中从未有一例因违背回避规定而被开除公职的案例，违规成本太低。而违规利益的丰厚，使敢于以身试法而高枕无忧者日多，这与今天的腐败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古代法中回避的职业范围包括一切公务，而现行法只涉及行政机关，排除了党务部门和司法机关，而前者是领导决策机关，后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社会的中枢，而血缘任职却无法律禁止。第四，古代法的法律渊源是较完备的行政法，现行法的法律渊源是国务院和部门的暂行条例，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利于对人事腐败的打击。
三、 行政官员血缘亲属受贿的立法
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湖南的血亲曲线受贿案直线上升，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马某某受贿案就是典型。
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马某某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女儿、女婿，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某某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等人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某某与妹妹和女儿等人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14]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某某辩称，自己不知道妹妹和女儿等人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是个直接问题：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某某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某某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妹妹和女儿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是个间接问题：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某某的辩护成功，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举一个审结无罪的案例：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和稳定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法律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法律，我国古代立法更行之有效，以唐律为例：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15]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唐明律基本一致，试举一个明代的案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宥刘观死罪，谪其子辐辽东充军，令观随辐闲住。观为都御史，贪赃狼籍，……其子辐尤无状，与皑等相为表里，各道御史悉听指使。浙江奸民伍辰、顾宗淳等皆犯死罪，辐受其白金数百两，皑与观皆播弄得免死。辐之所得，盖与观等。辐贪淫狼愎，靡所不至。上初有闻，犹以旧臣曲容观，及史劾奏其父子，备得实状，然后发之。”[16]
本案审理有它的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不能治家，怎能治国？不能正己，怎能正人？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血缘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中要反映这种特殊性：首先，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应把一切国家作人员视为公务员，制订一个规范全体公务员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次，要坚决抑制人事任命和公务活动中的血缘因素的腐败，有针对性地制订预防血缘因素腐败的操作性条款；其三，在刑事法律中，应增加针对血缘因素行政腐败行为的制裁条款，对公务活动中的裙带行为和亲属共同受贿行为进行刑事制裁，提高血缘因素行政腐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9页。
[2]《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218页。
[3]《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3页。
[4]黄留格著，《秦汉仕进制度》[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6页。
[5]《旧唐书.职官一》[M]卷42，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1804页。
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9号
《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已由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2年8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8月20日
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活动。
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防疫，包括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组织制定重大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和应急预案，做好动物防疫物资储备，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控制和扑灭疫情。
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纳入部门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根据动物防疫监督工作需要，在乡 镇 和屠宰场 点 、肉类加工企业派出防疫监督人员。
乡 镇 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
第五条 卫生、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第二章 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
第六条 动物饲养场、定点屠宰场 点 、动物交易市场和动物产品加工厂等单位，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疫条件。
动物饲养场应当做好动物疫病的计划免疫工作，配置消毒、隔离设施设备，采用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饲养制度和饲养方式。
推进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加强和完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逐步推广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方式，提高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水平。
第七条 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所需生物制品由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织，按照动物防疫计划逐级供应，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对外提供。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动物疫病预防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强制免疫的病种名录按国家和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实施强制免疫后的猪、牛、羊、犬等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动物免疫标识制度。
第九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健全动物疫情监测体系，并按照国家规定负责统一上报本辖区的动物疫情。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应当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饲养、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的，应当监护好现场，不得转移、出售和屠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采集病料，调查疫源，实施诊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疫情处理以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实验机构出具的实验诊断报告为依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或者二类、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性流行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并通知卫生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发布封锁令，并通报毗邻地区，同时组织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扑灭疫病。公安部门应当协助做好疫区封锁和强制扑杀工作，做好疫区安全保卫和治安管理。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对人畜共患疫病病人的诊疗、防疫和控制工作。
第十二条 对封锁的疫点、疫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 对染疫、病死动物及易感染的同群动物，进行扑杀、销毁或者作无害化处理；
二 禁止易感染的动物、动物产品运出疫区以及易感染的动物进入疫区；
三 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疫病普查、监测，并按照规定实施紧急免疫注射；
四 疫点出入口和出入疫区的交通要道应当设置明显标志，配备消毒设施。对出入疫点、疫区的人员、运载工具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
五 疫点、疫区内的动物运载工具、用具、圈舍、场地以及动物粪便、垫料、受污染的物品，应当作消毒等无害化处理；
六 停止与疫情有关的动物屠宰和动物、动物产品的交易。
封锁疫点、疫区所采取的措施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第十三条 受威胁区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采取免疫接种、消毒等紧急预防措施。
第十四条 疫点、疫区内染疫的动物被扑杀或者死亡后，经过对该疫病的一个潜伏期的监测，未再出现染疫动物的，经有权的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确认合格后，由原决定封锁的人民政府解除封锁，并通报毗邻地区，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五条 禁止出售、收购、加工染疫、病死和死因不明的动物。
第十六条 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装载工具等，在装前和卸后应当进行清扫、洗刷、消毒。
禁止在运输途中抛弃染疫、病死动物、染疫动物产品、粪便、垫料和污物等。
第十七条 为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应当配备检查、消毒等设施、设备，对无消毒证明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车辆实施消毒、出证处理；对进入或者途经我省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车辆，由首次检查的检查站对其消毒签章，其他检查站验章放行。检查站所需经费由市、县财政安排，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当协助做好动物运输的防疫监督检查工作。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持证上岗，查证验物，不得收取费用；发现有违反动物防疫管理规定行为的，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实施强制免疫后的动物因发生疫情被扑杀的损失及处理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补贴。因饲养单位和个人拒绝实施强制免疫而发生疫情的，动物被扑杀的损失及处理费用，由饲养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三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十九条 动物凭检疫证明配种、出售、屠宰、运输、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动物产品凭检疫证明、验讫标志出售、加工和运输。对依法应当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申报后，对申报检疫动物的，应当在十二小时内派员到现场实施检疫；对申报检疫动物产品的，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检疫。
对依法应当具有免疫标识而没有免疫标识的动物，不得离开饲养地，并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免疫，所需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二十条 对生猪等动物应当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动物屠宰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
定点屠宰场 点 应当按照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管理的原则规划设置。
非定点屠宰的生猪产品和未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进入市场交易；从事肉品销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不得采购、使用非定点屠宰的生猪产品。
第二十一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自养自宰自用的生猪等动物，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检疫；未经检疫的，不得自宰自用。
农民个人自宰自用的生猪等动物，屠宰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请检疫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及时派员到现场检疫。
第二十二条 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动物产品同时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
在流通、屠宰、加工环节，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其损失及处理费用由畜 货 主承担。在饲养环节，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扑杀补贴按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经检疫合格分割包装运输或者上市销售的动物产品，可以在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在其包装袋、箱外封口处加封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制的检疫合格验讫标志。
第二十四条 从省外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应当先到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申报登记手续，并经输出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引进的种用动物应当在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隔离观察饲养，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奶牛等商品乳用动物进行结核、布鲁氏菌等疫病检疫和处理。
禁止出售或者收购未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动物的生乳。
第四章 动物防疫监督
第二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履行下列职责：
一 对动物饲养、经营场所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二 对动物、动物产品采样、留验、抽检；
三 对染疫、疑似染疫的动物和染疫的动物产品进行隔离、封存和处理；
四 对与动物防疫活动有关的证明、合同、发票、账册等资料进行查阅、复制、拍摄、登记保存；
五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不得阻挠、拒绝。
第二十七条 从事动物疾病诊断、治疗和动物阉割等动物诊疗活动的，必须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申领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与动物诊疗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动物诊疗助理工作两年以上，或者有兽医师以上职称，或者长期从事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并取得动物疫病防治员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
二 有固定的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诊疗室和兽药房；
三 有保定、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诊疗设施。
申领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向县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由设区的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核发，并报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动物诊疗许可证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动物诊疗许可证每三年审核一次。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动物诊疗活动。
第二十八条 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的格式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出借、借用、涂改、伪造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不得使用伪造的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宾馆、饭店除外 的动物防疫条件不符合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宾馆、饭店的违法行为，由卫生部门依照食品卫生法查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擅自销售、对外提供实施强制免疫所需生物制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生物制品，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出售、收购、加工染疫、病死和死因不明动物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已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处以违法货值 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并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对拒绝补检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具有检疫证明但证物不符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应当具有免疫标识而没有免疫标识的动物，进入流通、屠宰等环节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补检，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饲养场 户 拒绝接受对奶牛等商品乳用动物进行结核、布鲁氏菌等疫病检疫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诊疗物品，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转让、出借、借用、涂改、伪造免疫标识或者使用伪造的免疫标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免疫标识，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出借、借用检疫证、章、标志的，收缴检疫证、章、标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章、标志的，按照《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记过或者撤销相应资格的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未按照规定实施计划免疫和消毒的；
二 采购、供应、出售、使用过期或者伪劣疫苗的；
三 隐瞒或者延误疫情报告的；
四 对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不出具检疫证明、不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的；
五 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的；
六 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疫的；
七 非法使用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的；
八 具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