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关于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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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关于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
劳动总局 全国总工会
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关于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
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
劳动保险是党和政府关心职工生活，保护职工健康，减轻职工在生、老、病、死、伤、残时的困难，鼓舞职工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劳动保险工作造成很大混乱。为了使劳动保险工作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现提出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意见如下：
一、企业单位行政与基层工会要在党委领导下，密切协作，相互配合，认真贯彻执行劳动保险政策、法令，整顿与加强基层的劳动保险工作。
（一）以企业单位行政为主，会同基层工会批准和办理职工退休、退职；建立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确定病、伤职工的休假、复工、定残工作；改进医疗卫生；按财政部关于“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动保险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的规定，做好各项劳动保险待遇的支
付工作。
（二）以基层工会为主，会同企业行政，健全各项手续制度，整顿劳动保险卡片，正确及时地审批和办理职工各项劳动保险待遇；关心病、伤职工的生活，定期组织慰问；做好劳动保险群众工作。
行政与工会应共同加强对退休、退职、残废职工和因工死亡职工遗属的管理教育工作。
鉴于目前基层单位的劳动保险工作，有的是行政管理，有的是工会管理，要从实际出发，无论行政管或工会管，都应分工合作，互相支持，把基层劳动保险工作整顿好，管理好。
二、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和各级总工会要互相配合，密切协作，共同加强对基层劳动保险工作的领导。
（一）省、市、自治区劳动局根据法规和上级指示，拟定实施办法和草拟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劳动保险办法。
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应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险政策、法令，督促检查企业单位劳动保险法规的执行；解释劳动保险法令；受理职工的申诉。
（二）基层以上各级工会组织应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险政策、法令，督促检查基层劳动保险业务；处理劳动保险日常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受理职工的申诉。
（三）各级劳动部门和总工会，处理各地区有关部门或基层提出的劳动保险问题。遇到重大问题时，应互相商量，妥善解决。
三、各省、市、自治区劳动局、总工会，应根据上述精神，结合本地区情况，建立健全机构，充实专业干部，完善工作制度，培训干部，整顿与加强基层的劳动保险工作。使劳动保险政策、法令，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
1980年3月14日
淄博市病毒性肝炎收治管理办法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淄博市病毒性肝炎收治管理办法
淄博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
经市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二00五年十月二十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病毒性肝炎的收治管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病毒性肝炎的收治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病毒性肝炎收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病毒性肝炎的预防、控制工作。
第四条 传染病医院是病毒性肝炎收治专科医疗机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可以设置病毒性肝炎门诊。
病毒性肝炎收治专科医疗机构和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门诊统称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
第五条 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除具备《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外，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污水消毒、处理设备，污水排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医院污水排放标准；
（二）具有污物的消毒、毁形设备，并保证正常运转；
（三）具有与普通病人分离使用的诊断、治疗器械与设备；
（四）市传染病收治机构设置规划。
第六条 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应当设置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医务人员通道和病人通道。门诊、病房应当设有独立的卫生间。
第七条 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应当遵守传染病诊疗技术规范，建立健全医院感染管理组织，遵守医院消毒技术规范，建立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以及病人出、入院管理、探视和陪护等制度。
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报告病毒性肝炎疫情，不得隐瞒、谎报、缓报。
第八条 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医疗器械应当一人一用一消毒，一次使用的医疗器具应当在使用后予以销毁。
第九条 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其诊治科室不得租赁、承包。
第十条 不具备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要求的医疗机构在诊疗中发现患有病毒性肝炎的，应当将病人介绍转至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诊治；对危重病毒性肝炎病人和合并患有病毒性肝炎的危重病人，医疗机构应当就地隔离抢救治疗。
第十一条 新生儿应当接种乙肝疫苗；孕产妇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应当到隔离产房分娩，实施乙肝母婴阻断。
第十二条 市、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的病毒性肝炎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并定期进行核实、检查、指导。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元罚款：
（一）不符合规定要求擅自设置病毒性肝炎门诊或者病房收治病毒性肝炎病人的；
（二）对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未实施隔离分娩的；
（三）病毒性肝炎收治医疗机构，其诊治科室租赁、承包的。
第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具备收治病毒性肝炎要求的申请予以批准的；
（二）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三）利用职务之便，接受当事人贿赂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十六条 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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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
（一）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