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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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


萍乡市劳动用工管理暂行办法



第 38 号


　《萍乡市劳动用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7年5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市 长

二OO七年六月三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劳动用工行为，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江西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江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下简称为劳动部门），按各自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用工管理。
　　第四条 建立市、县（区）、乡（镇）、街道统一的劳动保障信息网络体系和萍乡市劳动力资源信息库以及萍乡市《劳动手册》管理制度。

第二章 用工管理

　　第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公平竞争、择优录用。
用人单位并可依法确定招用人员的时间、方式、条件和数量。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通过下列途径自主招用人员：
　　（一）委托职业介绍机构；
　　（二）参加劳动力交流洽谈活动；
　　（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刊播招用信息；
　　（四）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招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
　　第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应当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性质、地点、公布招用人员数量、条件、工种、用工形式、工作期限、工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以及录用办法等基本情况。
　　用人单位委托职业介绍机构招用人员时，应当出具包括前款内容的招用简章以及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等资料。
　　用人单位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户外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招用人员广告的，须经当地劳动部门审核，劳动部门应当在收到报批资料之日起3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答复，未经批准的，大众传播媒介不得刊登、播发。
　　用人单位应当接受当地劳动部门组织的空岗调查，并主动报告空岗情况。
　　第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招聘信息；
　　(二)招用无合法证件的人员；
　　(三)向求职者收取招聘费用；
　　(四)向被录用人员收取保证金或者抵押金等费用；
　　(五)扣押被录用人员的身份证等证件；
　　(六)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第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从事技术复杂以及涉及到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安全和消费者利益工种（职业）的劳动者，必须从已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第十条 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与被录用人员以书面形式签订劳动合同，按本办法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一条 劳动合同可依法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6个月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5日；劳动合同期限在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30日；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上2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60日。
试用期限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中。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的工资和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均不得低于本市确定的现行最低工资标准，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劳动合同终止或者解除时，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出具《萍乡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依法应当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应当予以补偿。
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书面通知工会和劳动者本人。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法》规定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向用人单位提出。劳动者自动离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代表大会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部门报告后，方可裁减人员。
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6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在每月底向当地劳动部门上报本单位调出、退休、自然减员人员名册，劳动部门应当从劳动力资源信息库中核销。

第三章 用工备案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当地劳动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并为被录用人员办理就业登记。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办理录用备案手续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被录用人员的《劳动手册》，但录用初次就业人员的除外；
　　（二）与被录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
　　（三）《萍乡市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登记表》一式三份；
　　（四）被录用人员一寸免冠近照一张。
　　第十九条 劳动部门办理录用备案的主要内容：
　　（一）查验、核对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
　　（二）在《萍乡市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登记表》上加盖劳动部门录用备案专用章；留存一份《萍乡市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登记表》，其余二份交用人单位；
　　（三）为初次就业人员办理《劳动手册》；
　　（四）在《劳动手册》上打印录用单位、录用时间等内容，加盖劳动部门录用备案专用章；
　　（五）按城镇、农村、外来人员分类分别把录用人员的相关资料输入萍乡市劳动力资源信息库。
　　第二十条 办理录用备案的劳动部门，应在每月底将办理的录用备案名册按归属关系，通报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应当在7日内到当地劳动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一）填写一式五份《萍乡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当地劳动部门、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萍乡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
　　（二）在被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劳动手册》上做好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日期的记载并加盖备案专用章；
　　（三）将《萍乡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和《劳动手册》一起交被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第四章 劳动手册

　　第二十二条 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劳动手册》用于记录劳动者就业、流动、失业、培训、工作简历、缴纳社会保险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等情况。
　　第二十三条 《劳动手册》由市劳动部门统一印制，统一编号，统一免费发放。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凭《萍乡市用人单位录用登记表》和与之签订的劳动合同到当地劳动部门为被录用人员申领《劳动手册》。
本办法实施以前的已就业人员，由用人单位持《萍乡市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登记表》经当地劳动部门审核后，发放《劳动手册》。
　　第二十五条 劳动者就业期间，《劳动手册》由用人单位统一保管，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实际情况，及时、准确、完整地在《劳动手册》上填写相关内容。
　　第二十六条 《劳动手册》遗失应及时申请补领：
　　（一）已就业人员，凭用人单位书面申请，本人档案，并携带一寸免冠近照一张到原办理的劳动部门申请补领；
　　（二）失业人员，由本人书面申请，并携带一寸免冠近照一张到档案保管所在地劳动部门申请补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或者招用无合法证件人员的，由劳动部门根据《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其改正，并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由劳动部门根据《江西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的2至4倍罚款。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收取报名费、登记费和资料费等费用，或者向被录用人员收取保证金、押金等费用，由劳动部门根据《江西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责令退还给当事人，并按照其收取金额总数的2倍以上3倍以下处以罚款。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扣押劳动者证件、实物的，由劳动部门依据《江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违反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部门根据《江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按照每涉及1名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处以100元罚款进行处罚；对劳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未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由劳动部门依据《江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按每人每超过1小时处以3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进行处罚。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录用未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从事相应技术工种的，由劳动部门根据《江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七）项、第（八）项的规定，给予警告，责令限期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后再上岗；用人单位逾期不改正的，按照每违规使用1名劳动者处以用人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产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在劳动用工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劳动部门办理录用备案实行免费服务。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萍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行政诉讼中判例的客观作用
——以两个案件的判决为例的分析


判例一直是被我国法律界否定的概念。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主张之后，围绕什么是具有指导性的案例的问题上，有关的论文基本上是将判例与判例法等同，从而区别判例与指导性案例的不同之处。[1]即依然排斥判例概念的运用。
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实际运行过程中应否设置判例制度，这自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下去的话题。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成文法律制度中，在其运行过程之中，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与判例具有同样功能的案例（其实被赋予什么名称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同样的功能），其在客观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客观作用，与通过建立制度、期待该制度发挥的作用，即主观作用相对）则是笔者所关心的问题。
在下面的内容中，笔者将在如下的限定范围之内展开讨论。
首先，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成文法的条款概念与判例或案例的关系，即以大陆法系成文法为制度前提，由此避开英美判例法的范围。这同时也是将问题限定在我国法律制度现状的范围之内进行讨论。
其次，本文所评析的案例，有意地不选择《最高法院公报》所载案例。讨论这些案例毫无疑问是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之一，但在中国的判例研究刚刚起步的现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没有厘清应然的与实然的判例制度的区别之前，将这些案例都归入笔者下述部分所称的“被确定的判例”而可能引起的混乱。同时，这样选定讨论的对象也是为了论证在我国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与判例具有同样功能的案例这一问题。
一、判例在哪里：被确定的与被发现的
（一）认识判例的两种思路
其实，判例还是案例，关键在于其对于此后同类判决的拘束力（作为先例的效力）如何。从其他成文法系国家的制度看，判例已经属于客观存在之物，且在拘束力方面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并无本质性区别。 [2]《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为了在整个司法体系中“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学者在设计该项制度的研究中指出，这种工作是通过具有指导性的案件对其他同类案件所发生的效力来实现的。 [3]而判例不同于成文法及其一般的案件事例之处，就在于其拘束力这一特征。因此，从这一制度追求出发，将具有指导性的案例称之为判例也无不妥之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针对如何确定和选择具有指导性的案例的问题上，这些研究成果都主张指导性案例应该由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确定。 [4]总之，是由特定的国家司法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确认之权，经此确认之后的案例成为对其他判决在适用法律之时具有指导性质的案例。无疑，这是一种认为判例是必须被确认、经宣告而成立的思路。由于这一种思路是首先公布载有规范性内容的案例，类似于立法活动，因此，这种确认判例的思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拟制的立法思路。
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一旦判决在事实上具备了上述拘束力（事实上的拘束力，或实质上的拘束力），无论是否存在被宣称的判例制度，即使该判决未被特定国家机关确认为判例，只要其在功能上与被确认的判例相同时，该判决也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判例。
这些事实上的判例的具体内容，整体上和与其相对应的成文法的概念用语共同构成现买的、有实效的法律制度。
由于这类判例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不是被确认并向外宣告的，因此，避开上述拟制立法的思路，即避开从应该建立怎样的案例指导制度的角度，而从完全学术的角度去对已经存在的各种判决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从中寻找和发现这类判例，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便自然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
（二）发现判例的基本框架
明确判例产生，继而发生拘束力的过程，也就建立了发现判例的基本框架，法学研究人员可以此在大量的判决中寻找到判例。判例产生和发生拘束力的过程的基本点如下：（1）判决（的理由部分）对成文法中具体概念用语作出法律判断（法律解释）；（2）可以从对个案作出的法律判断中抽象出一般性规范；（3）这些一般规范适用于同类型的其他判决。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阶段（1）是法官在适用具体法律条款或概念去解决具体事实问题时，在最为抽象的成文法文字与最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之间，在个案的判决中通过理由部分的阐述，表达了对法律概念的判断（法律解释）。这些判决所体现出的法官的法律判断构成了两者连接的媒介。当这种法律判断以判决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表现时，这种法律判断可以脱离个案事实，进入阶段（2），充实所适用的具体法律概念用语的内容本身，构成一般性规范。最后，在阶段（3），当这种因法律判断而形成的一般性规范对其他案件的判决具有拘束力时，无论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如何规定，载有这种法律判断的判决就会成为判例。
在上述的过程中，关键的就是拘束力问题。在案例指导制度的设计研究中，常常会读到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应该作出同样处理的要求。这类主张过于先验性，无法回答拘束力是如何产生的，是依靠什么获得保障的问题。笔者的关注点是，只要是在我国的四级二审终审制中的一个有效的两级审判关系中，上级审法院的判决就会对下级审法院的判决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下级审法院的法官为了能够使判决通过上诉审，会关注之前同类案件中上级审法院对相关法律概念用语的法律判断。此外，法院人事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其实，有关指导性案例制度设计的研究成果中也触及到了这点。 [5]
因此，无论一国是否承认判例法，实际判决是否可以构成判例法中的要素，判决本身在对司法活动中作为适用根据的法律规范进行法律判断的作用无疑客观存在着。在讨论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建立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制度（或案例指导制度）的时候，也同样要考察和研究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事实上是否客观地存在着具有拘束力的判例。而从后者意义上而言，这些判例是被称为判例还是具有指导性质的案例，在司法体系中的作用并不会有多大的差异。
下面通过对两个行政诉讼案件的简单分析，初步了解上述定义下的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判例的意义。这两个判决分别涉及到判决影响到法律概念的内涵乃至法律制度本身的结构。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所具备的分析条件的限制下，研究工作只能进展至阶段（1）和（2），还不能全面地进入阶段（3）之中，以分析其事实上是否对其他判决具有普遍的拘束性。
二、对法律概念内涵产生影响的判例——例一
如上所述，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判决成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应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之问的媒介，在解决具体案件的目的引导下，使该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具有了相应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如果没有在法律适用层面上的判决，相应法律条款本身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同时也缺乏对此能够作出有效判断的基准。
下面所举的案例是被广为报道因而众所周知的乔占祥诉铁道部案。该案件经两审而最终确定，作为原告的乔占祥均被判决败诉。报刊杂志对此案件的相关评论，基本集中在对被告铁道部的批评或对法院的质疑，但其中几乎没有对判决的研读以及判决对于相关制度的影响的分析评判。
下面，笔者将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此案的两份判决进行解读，寻找出作为媒介的判决对法律条款中具体用语内涵的影响。
（一）乔占祥诉铁道部案的案情概要
1．事实概要
1999年11月8日，国家计委请示国务院对部分旅客列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并将原由国务院行使的制定和调整铁路客运票价的审批权部分授予国家计委。国务院批准了该项请示。2000年7月25日，铁道部（被告、被上诉人）据此上报国家计委拟定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包括在春运期间实行票价上浮的有关实施方案。2000年11月8日，国家计委以计价格（2000）1960号文件作出批复予以准许。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根据该批复向北京铁路局等企业作出《票价上浮通知》。2001年1月13—22日，1月26日一2月17日期间，北京铁路局等企业票价上浮。2001年1月17日和22日，乔占祥（原告、上诉人）因购票多支出5元和4元。
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召开价格听证会，违反法定程序。在经申请行政复议并被决定维持之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铁道部作出的《票价上浮通知》。 [6]
2．适用的法律条款
《价格法》第23条设定了听证会制度：“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3．争点
本案的主要争点是，被告是否负有举行《价格法》第23条规定的听证会的义务？ [7]
具体而言，在该案的诉讼中法官不可避免地需要认识《价格法》第23条中“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的涵义。从下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法官对此表述了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4．一审判决 [8]
“由于铁路客运价格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属于国家重要的服务性价格，为保证其统一和规范，保证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客运价格依法纳入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畴，其制定和实施均应当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批准。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一审判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
5．二审判决 [9]
“虽然，《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会证制度’。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要求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据此，上诉人乔占祥请求认定被上诉人铁道部所作《通知》程序违法并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理由不足”。
（二）简析
研读上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所作出的判决结论相同，原告败诉，但两份判决书各自所持的思路和立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也正因为此，作为适用根据的《价格法》第23条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设定。
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铁道部“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有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参加的价格听证会”的主张以及被告未能提供已组织价格听证会的证据的事实，一审法院分别对被告在该案件所涉及到的价格行为方面应该承担的程序义务，以及与此相关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审查。从一审判决可以看出，其着眼于被告行为的过程和阶段，将整体的“制定和实施”政府指导价等行为过程中被告的行为过程分为“申报”和获“批准”两个阶段，确认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程序是否属于被告在这两个阶段中应承担的程序义务。由此可以看到，一审判决是将《价格法》第23条相关内容中的听证会义务定位于适用义务的层面，即“制定和实施”政府指导价行为时必须履行的程序义务。“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的认定一方面否定了被告职责范围之内的“申报”和获“批准”阶段中被告具有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义务，反之也默示性地提示了该项义务属于“批准”阶段相应行政主体所应适用的义务。简而言之，一审判决采用“适用义务论”的解释走向，认为只要出现《价格法》第23条中列出的几类定价事项，拥有批准权的行政主体就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本案被告并非该案中的义务主体）。
但是，二审判决所采用的是可以被称之为“立法义务论”的立场。从上述判词可以看出，《价格法》第23条并不能当然地成为作出制定政府指导价等行为时应适用义务的根据，举行听证会适用的根据应该是以该条的规定为基础，通过“法规和规章”的方式“建立和制定”了听证会制度。显然，二审判决将该条的内涵定位为“立法义务论”，即相关的行政主体建立和制定具体的听证会制度的义务。
解析上述两份判决书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判决本身的范围之内，其实，对《价格法》第23条的解释，无论是“适用义务论”还是“立法义务论”，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都具有相应的影响。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采用“适用义务论”， [10]其与上述一审判决的思路和立场有相当大的契合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听证会制度建设的实际进程中，相应的行政主体所采用的则是“立法义务论”的立场。例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价格法》于2001年7月2日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该《办法》的第3条第2、3款将听证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听证，一类是裁量听证。前者需要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听证目录为限，后者则当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即可实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立法义务的拘束下，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不仅建立了较为具体的听证会制度，而且还创立了“听证目录”制度。2002年11月22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其中第3条完全延续了原《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第3条的规定。此后，与定价权有关的行政机关也以此为依据陆续建立各自的“听证目录”制度，如《北京市价格听证目录》。从“适用义务论”与“立法义务论”之间所存在差异的角度看，这项“听证目录”制度则将《价格法》第23条规定的概括性适用范围转化为只有被设定的“听证目录”中列举的事项才是适用于举行听证会的范围。 [11]近来相关行政诉讼案件的报道，也反映出“立法义务论”思路和立场在司法审查中的倾向。 [12]由此可知，与学者的主流主张不同的是，司法和行政实务方面的动向表现出与二审判决较为一致的思路和立场。当然，二审判决的思路和立场中表现出的认识逻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下级法院，甚至影响了其他法院的同类判决，即该判决是否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是否具有先例的作用，则还需要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但是，在实践中，“立法义务论”并非不会受到质疑。“听证目录”制度尽管限定了听证会的具体适用范围，但对于在具体的“听证目录”之外而仍然属于该规定的概括性适用范围之内的事项，从《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出发，是否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推演出排除其适用听证会的理由？该制度实施后不久就发生的北京歌华有线电视收费涨价案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触及到了此处。 [13]
三、对法律制度结构产生影响的判例——例二
除了上一部分所表现出的判决对法律内涵的影响之外，判决对法律的其他方面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一部分所举的事例涉及到判例对法律制度结构的影响。
依据目前《立法法》的规定和相关教科书的内容，在我国，具有法的渊源性质的规范形式只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等。除此之外，在实质上起着规范作用的行政规定等均不被承认为法规范。近来这种分类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14]而在现实的制度中，不具有法规范外形的行政规定正不可避免地发挥着法规范的作用。对于如何认定这些行政规定的合法性及其作用，下面这份判决的内容展示了法官对此问题的一种认识。
（一）顾荣双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陀分局案的案情概况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