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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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公布问题存在缺陷分析
——建构网上公布平台和数据库

　　　　　　　　　丁　煌　　李学高

法的公布乃是法的制定之尾，实施之初，有句日耳曼法律谚语：“法律非正式公布不生效力”。法的制定与法的实施是同一篇文章的上下两个段落，法的制定诚然非常重要，而法的实施价值更高，法非经有效的实施，再好的法也实现不了自身的目的，只不过是摆在立法者案几上的一篇逻辑结构严谨的美妙文章或者是立法者与执法者独自掌控的“尚方宝剑”而已。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里曾表述：“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民众服从的基础是什么？首先要做到是，法应当公布并为民众所知悉。
法的制定之现实意义体现在守法方面，即法能够为守法者自觉遵守。守法的前提即是懂法，懂法就必须学法，学法又以有法为基础。现行的法律规范浩如烟海，并且处于一个不停地制定、修改、废止的动态过程中，由于法的公布存在缺陷，法为人们知悉的广泛性与及时性均受到严重的影响。莫说一个普通公民，就是专业的执法者甚至立法者也常常为此所困扰，有许多法处于找不着、买不到、看不见的状态。不知有法的存在，对守法者来说，当然谈不上遵循，对执法者而言也无法予以严格地执行，法的实施处于临时“真空”境界，有法如无法，是影响违法概率上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在那些不违背社会公秩良俗，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这种趋势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同时，因法具有时效性，那些“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的法律规范以及就同一方面先后有两个不同规定的法律规范，前方规定为违法而后文规定为不违法，或者前文规定为不违法但后文规定为违法，生效日期无形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在生效之日处理的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讲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范的时效规定和溯及力作处理，但由于受法的这种宣传、实施的迟滞性影响，有些本不应以违法论处的行为被当作违法行为处理了，有些违法行为被当作非违法行为处理，这有害于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所以，健全法的公布方式，建立法的公布查询制度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国家应当为每个守法者和执法者提供一个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法的平台。
当前，对法的公布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研究论述不深，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存在的问题
（一）法的公布范围狭窄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规章的公布有法定的程序和形式，但除此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公布严重滞后，有许多甚至没有公布。研究法的公布范围，首先必须研究与其相邻的概念即规范性文件。
通常对于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广义的规范性文件，一般是指属于法律范畴（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性文件和除此以外的由国家机关和其他团体、组织制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非立法性文件的总和。
狭义的规范性文件，一般是指法律范畴以外的其他具有约束力的非立法文件。目前这类非立法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非常之多，例如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团体、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法院、检察院等。
也有人表述为：“规范性文件，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标准、指明方向的，以书面形式或成文形式所表现的，以一定社会主体的强制力保证实行的，一定行为规范的结合体。”①这种表述理论性强，范围与广义的规范性文件概念基本相同。
我们认为，规范性文件不仅仅限于以上的内容，还应当包括有权机关内部印发的关于法的实施中处理具体问题的法律性和政策性指导性文件、座谈纪要、答复等，可以称之为内部规范性文件（这样表述不一定科学，是为了便于论述）。这些文件虽然没有公布，但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它都在发挥作用并对公众权利义务产生内在的普遍约束力，有时甚至比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人们更具影响力、更加零距离、更富实效性。这些“潜规则”很害人，因其不公布人们难以知晓，办起事来常常因其而受阻。这些文件大量存在，应当将其归入到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并要求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公布。
所以，应当将规范性文件概念定义为，指有权机关按照法定权限与程序制定、作出的立法性文件及其解释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非立法性文件及其解释，以及内部印发的关于法的实施中处理具体问题的法律性与政策性指导性文件、答复、座谈纪要等文件的总和。
规范性文件与法不是同一概念，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将有权机关制定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范性文件等行为看着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是对法的细化、补充与贯彻，那么，将两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一起来也未尝不可。
在法的公布范围上，我们认为应当包括所有的规范性文件。
（二）法的公布方式单一
《立法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公布方法，即在立法机关的公报和在全国发行、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并规定立法机关公报上的法律规范文本为标准文本。这种法的公布方式和程序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解决法的公布所存在的缺陷。我们不能要求守法者和执法者每个个体去搜集立法机关的公报和这样那样的报纸，剪辑法律规范文本，来建立自己的法律法规数据库，这样做法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即使是某个基层执法机关也缺乏这样的搜集能力和发展空间。而且上述内容仅是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尚不包括有权机关制定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范性文件。
同时，我们要辨清一个认识，不能将公众个体寻找某个具体法的便易性与公众查询法而存在的整体困难性等同起来。如，《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外，其他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的特殊情形，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据此，盐城市人民政府规定了十种特殊情形，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作为公众个体，我们可以通过向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咨询而获悉有关规定，但是，对广泛的社会公众来说，是否均能通过简易的途径和方式获悉该规定呢？我们在实践中曾经发现一个案例，当事人因未取得关于人造板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被质量监督部门处罚，其反映的问题是自己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以前生产多年也没有人告知其应当申请办理许可证。应当说，当事人是有责任的，但是，不能将责任完全单方面归咎于守法者，强加给守法者更多的绝对义务，法的公布不到位，有权机关没有为守法者提供一个全、新、准，具有权威性的法的查询平台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果法的公布查询平台象“110”一样为公众所熟悉，公众办事时到平台上查一查、看一看，找到自己想找的法，对照自己的行为与法的规定之间差距，从而主动走上守法之路，这样，法能为公众所主动遵守与法因公众被惩罚后而知晓孰优孰劣，显见分晓。
鉴于目前法的公布丰对滞后的现状，结合网络建设的高速发展态势，应当大力提倡网上公布。目前，提供网上法律查询服务的网站为数不少。这些网站或者受法的来源渠道制约，法律规范更新慢，数据少，维护不到位，缺乏权威性，有的已明文规定失效的法仍然汇集其中，未标明失效字样；或者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实行有偿服务；出售的法律法规数据库软件也种类各别，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商业炒作的色彩，存在与法律网站相似的弊端，不能承担起向公众提供免费法的查询服务的重任，必须建立官方网站，专人维护，以保证法律规范数据的全面性和变动的及时性。中国人大网站（http://ww.npc.gov.cn/zgrdw/home/index.Jsp）上的法律法规数据库数据比较新，但是很不稳定，有时提供地方性法规以上层次的法律规范免费查询，有时仅提供法律免费查询，而且在法的层次分类、法的搜集范围上均存在不足，如，将地方政府规章和地市级人民政府制定的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归类到地方性法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的官方网站，存在这些问题未免让人感到遗憾。
（三）法的公布保障不力
法的公布保障问题受人员、资金、制度、数据传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的公布首先要有法律保障，这是法的公布之基石。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对法的公布没有规定要求建立官方网站和法律法规数据库，在《立法法》之后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也没有作出相关规定，缺乏法律保障。也许有人认为，建立网站和法律法规数据库仅是细节问题，作为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必要就此作出规定。我们认为，国家实施普法教育不可能普及到每个公众，普法的内容也存在局限性。在客观上，国家也不能要求每个公众去全面地学习繁多的法律规范，必须为公众提供一个便捷的法的网上查询平台。公众自我学习和遵循法的潜力生命力更为旺盛，才是法实施真正的有效途径。过去，因为没有网络或者网络不发达，一般靠印发、出售法律汇编书籍来完成和发展法律宣传工作，这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现在再采取这样方法未免有些落后，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二、法的公布缺陷之完善建议
（一）加强立法保障，推进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近几年，公务公开话题日益被广泛提起，如政务公开、检务公开。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规范性文件公布的程度和范围有所改善，但是，与全国各级有权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数量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呈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法律保障，没有国家强制力予以保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发布决定的方式对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和建立规范性文件数据库有关的人员、资金、范围、数据维护等要素进行明确要求，或者修改《立法法》，增加一项特别条款予以规定。要求各级有权机关官方网站必须添加链接，其他网站推荐添加链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规范性文件的知晓度和使用率。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正式予以实施，该《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之一，我们期待该《条例》在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公布方面能够切实发挥作用。
（二）坚持层级落实，建构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体系。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可以按照国家机关体系构成，形成一个从国家到乡镇的层级公布系统。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立法性规范性文件法规、规章必须向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人大及其常委会又是规范性文件实施的监督机关，对不适当的、与上位法相抵触的立法法规范性文件可以按照法定程序与层级予以撤销或改变。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范性文件在适用与备案工作上，也应当参照相关规定执行。所以，由各级人大常委会负责规范性文件的网上公布工作具有法定的保障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其它机关因缺乏这个职能，汇集规范性文件将十分困难，难以完成这项工作。
具体地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全国性的规范性文件数据库或者称法律法规数据库，向各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级地方人大逐级开放入口，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实施前应当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收集、录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自己负责录入。地方各级人大及一府两院依照这种模式操作，确保全国一个系统，数据同步更新。考虑到乡镇一级未设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很少，可以统一上报到县级人大常委会录入规范性文件数据库。
（三）拓展公布范围，涵盖所有规范性文件。在加强立法性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的同时，尤其要强化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范性文件的网上公布工作。因为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和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是规范性文件公布的弱项，暂且不论网上公布，就是其他公布方式也不充分，甚至不公布，成为内部使用但对外生效的工具，缺乏强而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措施保障。如，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内部印发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座谈纪要，内容包括举证责任分配、法律具体适用等，如果当事人在诉前能够方便地知晓文件的内容，“对号入座”，知道什么可以赢，什么可能输，有许多诉讼就不会发生。
关于党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本人认为只要不涉密，也应当进入规范性文件数据库，予以公布。
近几年，法治成了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践者最为热切关注的论题，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但是在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当中，存在一个倾向，即特别关注“有法可依”，有形的法律的实际规范与具体制度等物质层面的周详完备，而比较缺乏对法的精神层面的法的意识与观念的重视。法治建设应观念先行、精神意识之培育优先。②建设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平台，建立规范性文件数据库是开展法制宣传、提高公众法治信仰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实现的迟早关键取决于人们的理念更新速度、对法的信仰与忠诚程度，其中各级领导的重视程度尤为重要。作为一名基层法制工作人员，本人深刻体会到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平台和数据库是学习、适用、研究规范性文件非常有益的工具，它为公众自觉学法守法、为执法者正确用法、为法学者深入研究法提供了一块优质的基石，是大家都希冀拥有的，盼望这个愿望能早日实现。





参考书目：
①周旺生，《规范性文件起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②姚建示，《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试论BOT的主要法律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2000级13班 郑坤山


内容提要：BOT是本世纪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利用国际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方式。本文了简述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并对BOT特许协议的性质等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最后简要提及了BOT投资方式的优势。
关键词：BOT BOT特许协议 经济合同

一、导论

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东南角，屹立着一座宏伟壮观的特大型公路桥梁，这就是我国首例民营经济以BOT方式建成的泉州刺桐大桥。这是一个官民并举、以民为主、完全采用BOT（建设—经营—移交）投资模式的建设项目。在国内，以民营经济为主，通过BOT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刺桐大桥工程实属首例。它开创了以少量国有资产为引导、带动大量民营资本投资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1]笔者的家乡在泉州，所以对刺桐大桥给家乡带来的重大经济效益关注较多。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WTO），这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当薄弱，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发利用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必然要进行各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BOT投资方式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鉴于BOT是一种效应很好的投资方式，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急需通过BOT方式引进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鉴于此，以下笔者拟对BOT的主要法律问题作一肤浅论述。

二、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简述

BOT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现通常是指后一种含义。关于BOT投资方式的定义，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至少有下列几种观点：1，BOT是一种涉外工程承包方式；2，BOT是项目融资方式；3，BOT是一种国际技术转让方式；4，BOT是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5，BOT是融资租赁方式；6，BOT是委托管理；7，BOT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2]
笔者认为BOT是一种新型、特殊的投资方式（观点1到6均只是其内容的某一方面）。具体而言，它是指东道国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本国或外国均可）签订特许协议（以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将某一公共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项目交由私人投资者成立的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并承建，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该项目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及获得利润，而政府则从行政角度对BOT项目进行行政管理、监督；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移交给所在国政府或其授权机构。[3]
ＢＯＴ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资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点：
第一，法律性质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许协议的特殊性质（留待下文论述）。
第二，主体的特殊性。ＢＯＴ合同主体，一方是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私人投资者或企业，大多数为外资企业。其中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
第三，投资客体的特殊性。作为ＢＯＴ投资项目的标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如桥梁、电厂、高速公路等，不同于其他的投资项目，建设的又都是公益事业，东道国对其拥有绝对的建设权，私营企业则通过许可取得其专营权。又因其涉及到本国使用者的利益，国家必须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者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
第四，法律关系的复杂性。BOT投资方式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其内容涉及到投资、融资、建设、经营、转让等一系列活动，当事人或参与人包括东道国政府、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项目贷款人、项目原材料供应商、融资担保人、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以及其它可能的参与人。因此BOT投资方式形成了由众多当事人或参与人组成的多样复杂的法律关系。[4]BOT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复杂的合同安排，它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无一不是通过合同确立的。这些合同包括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以及股东协议等。
BOT的以上特征把它与一般的合资、合作项目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三、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关于BOT投资方式中的主要法律问题，理论界已对其有了相当深入和宽泛的讨论。以下笔者选取BOT投资方式中几个有争议且比较重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BOT的了解。
(一)BOT特许协议的性质问题
特许协议是指ＢＯＴ运作中政府主管部门授权特许私人投资者进行ＢＯＴ项目建设和经营的协议，其不同于政府对建设和经营该项目给予必要的批准和同意[5]。特许协议是ＢＯＴ方式赖以运行的基础，随后的贷款、工程承包、经营管理、担保等诸多合同均以此协议为依据，因此，从合同法的意义上说，特许协议是ＢＯＴ法律关系的主合同，其他合同均为从合同。BOT特许协议被誉为“BOT项目合同安排中的基石”。
除BOT特许协议外，基于这一协议上的其他合同都是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可以通过有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而对于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争议则较大。有关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定性。其争论主要存在于两方面：第一，BOT特许协议是国际契约还是国内契约（其中一方为外商投资者的情况下）；第二，假如是国内契约，该契约是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
1，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
BOT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有分歧：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应属国内法契约，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国际性协议，也有人认为特许协议属于“准国际协议”，还有人认为特许协议是“跨国契约”等[6]。争论的焦点在于：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还是国际协议。
笔者认为特许协议是国内法契约。特许协议是根据东道国的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东道国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而成立。协议的一方为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外国私人投资者，并非两个国际法主体。而持国际协议者认为主权国家与外国投资者签订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国家就已默认另一方外国公司上升到主权国家的地位。[7]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由法律确定，而不是由缔约一方赋予；任何一种法律关系的主体都有其本身的法定要素，而不能由任何一方赋予或默认。[8]因此，BOT特许协议不是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属国际协议，不受国际法支配。
2，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
BOT特许协议是属于国内公法契约还是属于国内私法契约尚有争议。英国学者一般认为它是政府契约，适用普通法上的私法规范，但又根据其自身的特殊性创造了“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判例；美国学者将其当作“特许权”；而法国则将其视为政府执行经济计划的一种方式，因此称之为“行政合同”，并通过行政法院的判例,发展了一整套关于行政合同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9]在国内，有人认为它是民事合同[10]，有人认为它是类似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行政合同[11]。
笔者认为，BOT特许协议是经济合同。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事合同（广义上包括商事合同）、行政合同及经济合同做一区分。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这三种合同是分别属于民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的调整范围。[12]具体言之，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那些为了明确上下级责任或将公权力具体化的合同，不属于民事合同[13]；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履行行政职能而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14]，其所侧重的是行政组织及其权利设置、行使、制约和监督；至于经济合同，此处其具有特定的含义，笔者认为其是指由经济法调整的、国家在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与相对人经过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其包括三种具体的法律关系，即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及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15]，“国家调节及参与”是其主要特征。经济合同所侧重的是有国家一方主体参与的、与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有关的内容。从前面对BOT投资方式法律特征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BOT特许协议的主体——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政府运用BOT特许协议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用事业的需求，而且，政府还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单方面变更和中止合同，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经济”二者的统一。因此不难看出BOT不同于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它具有经济合同的一般特征。
(二) BOT的法律保证问题
由于BOT项目涉及所在国的公众利益，而且是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因此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政府是否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的法律保证：[16]
第一，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在BOT项目运作中，如果东道国政府违约，又不放弃主权豁免，会由于不能对其起诉而导致项目承办公司诸合同项下的权利不能享有。对这一问题的国际惯例是要求签约的政府就合同中的一切事项放弃司法豁免权，从而成为BOT运作中与其他当事人平等的法律主体。事实上，政府在BOT合同具有双重身份（如前所述），政府可以公益需要对项目进行征收或采取某些限制措施，而这对投资者是不利的。一般都在特许协议中订立相关的补偿条款，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同时也要求因投资者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政府损失由投资者对政府进行补偿。
第二，给予BOT项目公司政策及法律上的优惠。以BOT方式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投资者对项目不能带走或实施法律强制保障措施，相比于有投入有产出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承担的风险更大。所以应以法律的形式把对BOT投资者的优惠政策确定下来，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但不能单纯依靠诸如税收优惠这样的手段来引导BOT的发展，因为这种以牺牲国家利益来吸收外资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外商更注重的是东道国投资环境是否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环境，包括有关BOT法律的制定及实施。
此外，BOT的顺利实施还有赖于东道国政府完善的风险分担结构。政府承担的是政治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项目公司则承担经济风险，如价格波动、供求变化、市场竞争压力等，这是由BOT项目中风险由最有能力规避的一方来承担的原则来决定的。所以项目公司对东道国法制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的健全和完备状况是很重视的。[17]
(三)BOT项目公司的经营权与政府的所有权问题
首先，可以从BOT的具体内涵解析。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定义,具体的ＢＯＴ投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BOT；二是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意为建设—拥有—经营—转让；三是BOO(build-own-operate)，意为建设—拥有—经营。现在国际上的BOT投资方式是指第一种，它与后两种方式的主要区别是项目公司只拥有基础设施经营权，而无所有权。
其次，从权利转移看。政府通过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予专营权），转移基础设施的经营权，项目公司则在一定期限后将其转交给当地政府。所有权自始至终由政府掌握。
此外，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外商投资基础设施有限制性规定，而国家政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业的经营权放开更持谨慎态度。事实上，ＢＯＴ投资项目与单纯的基础设施项目有所不同。在ＢＯＴ投资中，外商只拥有一定期限的项目使用权和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即将之转移给政府。因此，政府可在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具体项目，允许外商独资经营和控股经营。经营权是关系项目成败的关键。政府作为ＢＯＴ项目的最终受益人，应通过法律手段对外商经营ＢＯＴ项目进行有效监督，用立法形式允许外商采用委托经营、联合经营、独资经营等方式行使经营权，但不允许转让和出售经营权。在经营期限内要求外商接受定期调查，公开财务状况，维持项目扩大收入，为政府提供技术资料、培训管理人员。政府可通过以下途径控制项目经营权：（1）确定指标——设立相关资产经营状况指标；（2）限定数量——明确规定每一指标的上、下限；（3）法律途径——若发生私自更改或超过数量限定的诉之于法律。[18]
(四)BOT投资方式引起的有关争议是适用国内法、国际法，还是采用意思自治原则问题
关于BOT投资方式引起的争议，发达国家主张采用意思自治原则或适用国际法，其主要理由是BOT方式为合同行为以及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健全，若适用东道国法律，会导致不公平、不公正。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由于BOT投资方式涉及的项目均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并且是在特许协议下进行经营的，因此应适用东道国的法律。
笔者认为，ＢＯＴ投资方式中涉及两类重要合同，即辅助性合同和ＢＯＴ特许协议（已如前述）。所以对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辅助性合同引起的争议可以依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来适用法律；至于ＢＯＴ特许协议，如前所述，BOT特许协议属于国内法契约，加上其所具有的特殊标的，则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则上适用东道国法律，虽然如此，这一实践与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仍然有着密切联系。
有关BOT的法律问题还很多，如建设、经营等合同的法律问题、风险防范问题、环保法律问题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

四、结 语